“听说了吗？咱村老马家的小芳回来了！”

　　“啥？！她不是在城里大银行工作吗？”

　　马芳回来的消息，在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炸了锅。几年前，作为全村骄傲，马芳在北京西二旗找到了一份银行里的工作。

　　早上，赵大爷在卫生室看到马芳时，还有点不敢相信。脱下职业套装，穿上白大褂，大家口中远在天边的“小芳”，成了近在眼前的乡村医生。

　　马芳的抽屉里锁着一张磨了角的照片。那是2017年秋天拍的。照片里的她站在首都医科大学门口，扎着马尾辫，背包带子勒得紧紧的。那时她刚辞掉城里银行的工作，同事和朋友都不理解——“放着白领不当，要读什么定向培养的乡村医生。”永宁镇小庄科村卫生室是三间刷着米白色墙漆的平房，门口那盏红灯笼和福字是去年春节乡亲们张罗的——“照着小芳大夫的路，也照着咱村人的日子”。药架上，硝苯地平片和感冒清热颗粒挨在一起，中药柜子里的艾草还带着晒干的清香……

　　今年8月19日，是小芳度过的第三个中国医师节。当城市医院的医生们在精密仪器环绕的诊室里接诊时，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数百万乡村医生正骑着电动车穿梭在田间地头，背着药箱攀爬在崎岖山路上。

　　乡村医生的价值，从来不囿于一间卫生室的方寸之地。他们是医疗体系伸向乡土的毛细血管，是健康中国蓝图里不可或缺的基层底色，值得被更深刻地理解，被更郑重地看见。

　　“乡村医生就得是‘全科战士’”

　　2017年，面对北京农村基层村卫生室乡村医生紧缺及村医平均年龄偏大的挑战，首都医科大学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携手，启动了针对高职（专科）临床医学（乡村医生）的定向培养计划。马芳成了第一批学生。第一年在燕京医学院学习基础理论课程；次年转入临床课程学习，涵盖18门课程；第三年则进行临床实习。

　　重新拿起课本比想象中难。解剖课上，她总把尺神经和桡神经弄混。有次模拟急救，她给医用模型做胸外按压，力道没掌握好，模型的肋骨“咔哒”一声断了，老师却鼓励她：“别怕犯错，医生就得敢下手。”

　　2023年春天，马芳背着药箱回到永宁。第一天站在卫生室门口，手足无措。她给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科主任刘攀打电话，那边正忙着调配疫苗：“没事，你有问题，24 小时都能找我。”挂了电话，她蹲在台阶上感动地哭了，眼泪砸在药箱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不过，她很快就找到了当医生的感觉。一天，张婶捂着心口冲进卫生室：“小芳，我这胳膊咋抬不起来了？”她看见老人嘴角歪斜，赶紧摸出血压计——180/110。她一边拨打 120，一边给张婶嚼服阿司匹林。

　　后来张婶恢复得很好：“我家老头子说，要不是你反应快，我这后半辈子就瘫了。”那些天，村民们提着鸡蛋来看张婶，路过卫生室总要喊一声：“小芳大夫在吗？”她站在药架前，突然觉得那些背过的医学知识点都“活”了过来。

　　药箱最底层压着的蓝皮笔记本成了马芳的秘密武器。第三十七页记着村西头周大叔的情况：“脑梗病史五年，晨起血压常 150/90，坚持打零工，需重点关注”。她在村口碰见收工回来的周大叔，蹲在墙根啃凉馒头。“小芳大夫又去巡诊？”他抹了把汗，黝黑的脸上沟壑分明。她掏出血压计，他就着墙根坐下，裤脚还沾着工地的黄土。“145/85，比上次好点。”她在本子上画了个向上的箭头，“晚上别熬夜编筐了。”他嘿嘿笑：“知道你要念叨，锅里还给你留着玉米碴粥。”

　　墙上的中医经络图已经被她画得密密麻麻。去年参加“西学中”培训时，老师说：“乡村医生就得是‘全科战士’。”马芳跟着老村医认草药，在田埂上辨认蒲公英和苦苣菜；到区医院跟诊，在门诊记录上画满问号；专家下乡义诊时，她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认认真真记笔记。

　　卫生室的电脑屏幕亮着，上面是村民的电子健康档案。李大爷的页面备注着“爱吃腌菜，需低盐宣教”；周大叔的档案附着CT片，是区医院远程会诊时传过来的；张婶的用药记录里，每种药都标着“早饭后吃，像吃点心一样”——那是她怕老人记不住，特意写的。

　　“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马芳点开医保结算系统，屏幕上跳出“实时报销成功”的字样。刚来的时候，村民们得揣着现金去镇里报销，有次刘大叔为了几十块钱，来回跑了三趟。“现在多好，看完病直接扣钱。”

　　月光爬上药箱时，马芳还在写日志。今天的最后一行是：“给周大叔换了降压药，明天记得问他睡得好不好。”窗外的山楂树影投在纸上，像幅流动的画。她想起六年前站在首都医科大学门口的自己，那时的迷茫不再，在一页页的日志里她变得笃定。

　　“看到你们俩，就像看到药王爷站在了一块儿”

　　乡村医生最直接的价值，在于破解了村民“小病就医难”的困境。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偏远村落，卫生室就是村民最可靠的“健康驿站”。对于感冒发烧、肠胃炎等常见病，以及关节炎、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乡村医生能够快速诊断、及时处置，避免了村民因路途遥远延误病情。这种“小病不出村”的诊疗模式，不仅节省了村民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更在疾病早期就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山东潍坊青州市黄楼街道东坝村的晨光，总是先照亮卫生室门楣上那块“先进村卫生室”的铜牌。650平方米的白色建筑里，中药柜的抽屉每天清晨准时发出“吱呀”的声响，董瑞强的手指抚过“当归”“黄芪”的标签，像触摸着家族三代人的行医记忆。这里承载着2891名村民的健康，也藏着一本用四十年光阴写就的中医药答卷。

　　卫生室的中药房像一座小型中医药博物馆。上百个抽屉整齐排列，每个抽屉外侧都贴着泛黄的手写标签。西药房的玻璃柜里，现代医疗器械与传统中药形成奇妙的和谐。心电图机的显示屏闪着绿光，旁边的瓷罐里泡着药酒，标签上写着“治关节炎”；血液分析仪的数据线垂在地面，对面的竹匾里晒着刚收的艾草，空气里既有酒精的清冽，又有草药的醇厚。5名卫生技术人员穿梭其间，白大褂的下摆扫过药架，带起一阵混合着当归与碘伏的气息——这是东坝村卫生室独有的味道。

　　诊室的玻璃柜里，整齐码放着四十多本牛皮纸病历册。最上面那本编号“001”的封皮已经泛黄，1983年3月12日的记录里，用蓝黑钢笔写着“张某，男，42岁，咳血三日，拟方：桑白皮三钱、地骨皮五钱……”

　　隔壁输液室的长椅上，卫生室医生刘军正给一位老人量血压。“收缩压135，比上周降了些。”他说着伸手帮老人把挽起的袖口理好——这个动作，他从1995年从青州黄龙镇医院调回村里那天起，重复了不下五万次。诊室墙上的时钟指向八点，陆续有村民推门进来。“董大夫，我家娃鼻炎又犯了”“刘大夫，给我开点胃药”的声音此起彼伏。

　　针灸理疗室的墙上，经络模型被摩挲得发亮。董瑞强的银针在指间转动，突然精准地刺入患者的足三里穴。“酸、麻、胀沉？”他抬头询问，目光落在患者脸上的同时，余光已扫过墙角的艾灸盒。那里常年燃着艾条，灰白色的烟缕在阳光下盘旋，将病床都笼罩在淡淡的药香里。有老人躺在病床上输液，左手边挂着玻璃瓶，右手边放着收音机，正悠哉地听广播。

　　有一年正月初三的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寂静。“董大夫，俺爹喘不上气了！”电话那头的哭腔让董瑞强瞬间清醒。他背起药箱冲进刺骨的寒风，摩托车在结冰的土路上打滑，三十分钟的路程，他摔了两跤。

　　推开村民家门时，老人已经嘴唇发绀。董瑞强摸出听诊器的瞬间，发现自己的手指在发抖。“急性心衰，赶紧送医院！”他一边给老人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一边指挥家属联系救护车。直到救护车闪着蓝光消失在村口，他才发现膝盖的血已经浸透了裤子。

　　这样的紧急时刻，在刘军的记忆里也烙着深刻印记。一位村民站在诊室里一边陪家人看病，一边说自己难受，眼看扶着桌子就要倒下了，还是刘军及时发现一把扶住对方。

　　指尖刚触及腕间脉搏，便觉那搏动细若游丝，且毫无章法地乱跳着，时而急促如鼓点错杂，时而又迟缓得仿佛要随时停摆。病人的额角与鬓边早已被汗水浸透，那汗珠像是从细密的筛眼里不断渗出来一般，先是聚成黄豆大小的水珠，随即顺着脸颊的轮廓往下滑。“这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该马上送医院。”送医后证实了刘军的判断，病人得救了。

　　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卫生室成了全村的堡垒。董瑞强把两台煎药机搬到走廊，没日没夜地熬制预防汤剂。“每天能出上百袋，免费给养老院的老人送去。”他回忆起曾摞在墙角，堆成像小山一样的药袋说，“那段时间，刘军在发热门诊守了整整四十九天。”

　　卫生室的铜药杵臼传了三代人。董瑞强和刘军的父亲是“老同事”“老搭档”。二十年后，刘军背着医学院的毕业证书站在诊室门口时，董瑞强正在抄方，刘父在抓药。如今刘军和董瑞强又成了同事，两人并排坐诊。老病人打趣道：“看到你们俩，就像看到药王爷站在了一块儿。”不仅如此，刘军的爱人也是卫生室的医生，他们守着这650平方米的卫生室，真像守着一座边防哨所。

　　董瑞强和刘军与村民形成了跨越年代的信任纽带，许多患者即便搬到城里，仍会专程回来找他看病。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让医疗服务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充满了人文关怀。

　　“村里的医生，就得像灶台上的灯，天不亮就得亮着”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因为一位患有肺心病伴脑梗舞蹈症的单身老人需要上门入户治疗，所以今天的出诊有点早。”在视频平台，村医吴宝溪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利用网络，吴宝溪常和大家分享医疗知识和自己的感悟。

　　这天六点半，山东潍坊市寿光的晨雾还没散尽，村医吴宝溪已经开车碾过村头的石板路。这是他在村里行医的第三十四个年头，药箱换了五个，轮子里的轴承磨坏过七副，但石板路上的辙痕，总记得他出发的方向——

　　1989年的夏天格外闷热，十六岁的少年攥着村委会凑的二十八块七毛钱，在县卫校的报到处前站了很久。他的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裤脚还沾着养殖场的粪泥——那是他辍学后帮衬家里的地方。“村里得有个懂医的。”老支书拍着他的肩膀。

　　最初的卫生室就在养殖场废弃的饲料房里，三张吱呀作响的木床，墙上钉着用烟盒纸糊的人体经络图。老村医带他认药，黄连的苦能从舌尖苦到耳根，艾草的香要在掌心搓揉三遍才肯透出来。有次深夜来了位腹痛的老汉，他手抖着摸不准听诊器的位置，老村医按住他的手腕说：“要听肠子叫，先让自个儿心跳稳下来。”

　　电脑屏幕上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孕产妇15人，高血压患者247人，去年的恶性肿瘤病例里，那个28岁的年轻人名字被标了红。他每天花两小时更新健康档案，鼠标点击的声音和窗外的蝉鸣交织在一起。

　　治疗室里飘着艾灸的味道，退休教师张老太正趴在理疗床上。“昨天您咋没来？”他一边调整艾灸盒的位置，一边随口问道。“刮大风，怕给你添麻烦。”张老太的声音含混在艾烟缭绕中。

　　卫生室的灯亮到天明是常事。那是2014年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半的柏油路，结着层薄冰。吴宝溪的面包车碾过路面，发出细碎的“咯吱”声，远光灯劈开墨色的晨雾，照亮路牌上“中营村”三个字。天还没亮透，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揣着三个病历本，封面上分别写着：吴志美（聋哑，高血压）、吴元香（偏瘫，糖尿病）、吴华径（肺气肿）。

　　小时候，儿子总觉得父亲吴宝溪的白大褂有股怪味。但村民们对这味道感到亲切——谁家孩子发烧，闻到这味就踏实了。后来儿子考上了潍坊医学院，追寻父亲的脚步，也成为了一名医生。

　　总有人问他这么拼命值得吗？大过年的跑这么远。他总会想起刚学医那年，老村医说的话：“村里的医生，就得像灶台上的灯，天不亮就得亮着。”那时车窗外的积雪正在融化，露出下面黝黑的泥土，像极了他从小到大踩过的路。那些在初一清晨看过的病、输过的液、写下的医嘱，都成了泥土里的养分，让这方水土上的人，活得更扎实些。

　　他的抽屉里锁着一沓证书：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结业证、全科医师资格证、山东大学成人教育的毕业证……最旧的那本封皮已经开裂，是1991年县卫校发的。“村里乡亲们供我上学，我得对得起这笔情分。”他摩挲着烫金的校徽，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老支书说的话。这些承诺，在岁月里生根发芽，年年岁岁，都散发着固执的香。

　　暮色四合，吴宝溪开始整理药箱——布洛芬的包装换了新样式，硝酸甘油的保质期又近了些，那把用了二十年的镊子，依然在器械托盘里闪着沉静的光。车过村口的老槐树时，他停下车给药箱补货。他忽然想起村里一位老人说的话：“宝溪啊，你比我儿子来得还勤。”这话让他心里暖烘烘的，就像此刻晒在背上的阳光——原来被人当成自家人，是如此踏实。

　　“几十个娃都是我接生的”

　　从日常诊疗到公共卫生，从疾病防控到健康宣教，乡村医生以多重角色诠释着“基层网底”的深刻内涵。他们的优势不在于高端设备或前沿技术，而在于对土地的扎根、对村民的了解、对责任的坚守。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进程中，这支队伍既是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执行者，也是亿万农民健康的“最亲近守护者”。

　　1978年早春，河北保定涿州姑娘康友芝背着这只药箱走进延庆王家堡时，冰冻的土地还没化透。村里分给她两间土坯房，西墙根堆着村民凑的柴火，东墙挂着用油漆写的“卫生室”木牌。“500口人得有三个村医，就你最合适。”乡卫生院的老院长郑重地把那本《农村常见病防治手册》交到她手上。

　　那时的药箱很轻，翻开褪色的记录本，1979年3月12日写着：“青霉素10支，去痛片20片，感冒通15片，总计8.7元。”药不够时，她就跟着老乡医上山采草药，柴胡、黄芩、蒲公英装在竹篮里，回来用报纸包成小包，在药箱底层码得整整齐齐。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年暮冬。深夜的砸门声惊飞了檐下熟睡的麻雀，李大爷的儿媳难产，羊水已经破了。她揣着产包冲进风雪，药箱撞在结冰的石碾子上，碘伏瓶碎了，刺鼻的气味混着雪粒钻进鼻腔。

　　“臀位，得赶紧送公社医院！”她跪在土炕上托着胎儿，让男人用门板绑担架。雪没到膝盖，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前面引路，药箱带子勒进她孱弱的肩膀，留下两道紫红的印子。

　　那些年的药箱里总放着接生包。红布包裹的剪刀用沸水烫过，纱布叠得方方正正，止血钳的金属光泽在油灯下忽明忽暗。“几十个娃都是我接生的。”她摩挲着药箱里的搪瓷盘，盘沿的豁口是1993年接生双胞胎时磕的。有次胎心降到120，她一边做胸外按压，一边让丈夫往医院打电话。“那会儿哪有手机，全靠两条腿。”

　　康大夫的笔记本堆在台面上，最厚的那本记着全村的血压值。翻开最新的一页，圆珠笔工整地写着：“周某某160/95”旁边画着红圈，下面批注：“其子在外打工，需上门随访”。桌子一角，还有一本半新的《西学中培训教材》。康大夫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在“艾灸穴位图”上画着小红点。“年轻大夫教我用手机看视频。”她点开微信里的培训链接，屏幕上的专家正在讲针灸疗法。

　　“现在车多了，不用走路了。”康大夫望着窗外的水泥路，车多了，走出大山外出看病的人也多了。“村卫生室现在不能实时报销药费，所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少。”康大夫目光低垂，有些落寞。卫生室的药柜比从前空了些，但最下层的火罐总擦得锃亮。康大夫从不用现在的真空罐，她说玻璃罐拔得透。“你看用这瓶盖垫着，不烫人。”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蓝图上，乡村医生的位置绝不是边缘的注脚。完善养老保障、畅通职业通道、补齐设备短板、理顺转诊机制，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地，才能让更多“马芳”“刘军”们，在守护他人健康的同时，也能收获职业的尊严与未来的希望。

　　当马芳在傍晚的霞光中结束一天的巡诊工作，刘军正对着电脑参加远程培训，这个医师节，他们依然在岗位上度过。乡村医生的价值，不仅在于治疗疾病，更在于用脚步丈量出的健康公平，用岁月沉淀出的医患信任。

　　夕阳把药箱的影子拉得很长，康友芝数着当天的血压记录。65岁以上的老人来了17个，其中90岁的李大爷血压140/85，比上次稳了些。合上本子时，药箱的金属搭扣“咔嗒”一声，像在回应四十年前那个早春的清晨。

　　在康友芝的诊室旁，墙角的草药又晒好了，她抓了一把塞进药箱底层。明天要去看独居的张奶奶，最近雨水多，老人家的关节炎该犯了。药箱轻轻放在门边，月光从窗棂漏进来，在箱面上织出细密的网，似乎把四十四个春秋都网在了里面——那些雪夜的脚印，那些啼哭的婴儿，都成了这只药箱最珍贵的药材。

　　这药材里，有她蹚过的冰河，有她熬过的长夜，有村民递来的热粥，有孩子喊出的“康奶奶”。药箱的锁扣轻轻合上时，仿佛能听见光阴在里面发酵的声音，不疾不徐，像她给病人量血压时的节奏，沉稳得让人心安。

　　天快亮时，康友芝又梦见了1978年的早春。那个背着新药箱走进王家堡的姑娘，望着远处的山——

　　风掀起她的裙角，药箱里的手册哗哗作响，像在说：往前走，别回头。(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