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谢东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剖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是准确把握农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着力点的前提。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农业产业特性，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进行讨论，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个维度展开，高素质的新农科人才是其第一要素，创新所带来的高技术含量生产资料是其重要物质基础。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动态性、时代性、可持续性和应用性等特征，其发展壮大的过程，正是利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对农业进行改造升级的过程。为此，应坚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支持涉农领域科技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和协同发展，不断提高农村各类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水平。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系统部署。习近平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要紧紧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与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根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事关国计民生，因而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我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和农业从业者收入水平，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更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的应有之义。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的原创性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其后迅速成为我国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概念的提出，既离不开当前我国所立足的实践基础、所面临的发展挑战，也离不开既有的生产力理论。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休戚相关，深刻理解其理论内涵，厘清实践探索路径，意义不言而喻。刘志彪等、洪银兴、刘伟等学者的研究已经做了良好的探索，但是上述文献往往围绕现代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展开，对于研究农业新质生产力而言有许多可拓展之处。其一，农业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有机交织，与其他产业有着本质区别，因而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其二，尽管农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但毋庸讳言，农业也是传统产业，而上述文献往往着眼于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因而，不能将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培育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混为一谈。

　　廓清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是准确把握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政策着力点的重要前提，也是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也有学者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展开了相应讨论，但是由于该概念提出时间较短，已有文献往往未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进行进一步剖析，学界对此亟待做出更深入的探索。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探索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凝结的宝贵思想结晶；更是党中央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站在民族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深化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做出的原创性贡献。因此，讨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同时结合农业产业特性和新时代实践要求。本文将围绕准确把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主要特征和培育路径展开，旨在丰富学界讨论，并为决策咨询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2024年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对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给出了明确定义，即“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基本内涵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其核心标志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不仅廓清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更是为研究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于生产力的概念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而这与人类的劳动过程密不可分，“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的笔下，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往往等同。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归纳为三类，即劳动本身（有目的的活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里的简单要素也可理解为基本要素。随着实践的发展，新的要素不断纳入劳动生产过程之中，例如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等。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具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尽管已有文献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方面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释淤，但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需要进一步作出必要的修正。

　　究其原因，结合农业发展本质—自然再生产同经济再生产的有机交织，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概念作出进一步的辨析。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尽管“生产”与“劳动”在含义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生产资料这一概念却囊括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对于农业而言，耕地天然地被看作劳动对象，那么何谓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其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狭义的劳动资料即工具，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进一步给出阐释，强调劳动资料作为工具来引导劳动者实现劳动目的。然而，从广义来看，劳动资料除了工具含义之外，还夹杂了其他因素，例如保障劳动过程的条件。劳动资料“不仅包括生产工具……同时也包括对象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劳动过程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用作工作场所的房屋、用来播种的土地”都是劳动资料。因此，仅仅从土地这一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来说，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在概念上存在高度的统一性。而对于现代农业发展而言，由于产业链条的延长和分工体系不断深化，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两个概念之间的统一性在不断强化。例如：随着智慧农业的不断发展，数据既是劳动资料，也是劳动对象；在许多地区的生态养殖产业中，家禽既是饲养者的劳动对象，也是制造生物有机肥的劳动资料。因此，对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讨论，用生产资料的概念似乎显得更为妥当。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从这个意义出发，于光远和蒋学模等前辈学者坚持生产力的“二要素论”，即劳动对象并不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因此，本文主要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个角度讨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首先，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高素质的新农科人才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来看，人作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劳动过程中，大量人才推动了技术创新，使得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使用、加工和开发创造的程度截然不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关系也发生变化，“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自17世纪开始，英国以牛顿等为代表的科技人才创造了力学体系，奠定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各项技术发明、改进的理论基础，至20世纪，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科技和人才强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科技人才对于生产力的重要推动作用愈发明显。同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不仅仅需要自然科学的创新人才，在产业创新的过程中，涉农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的价值也尤为突出，这也是新农科人才的应有之义。

　　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掌握相关专业技能的高素质新农科人才。当前，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许多学者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并且这是涉及所有学科、所有领域、所有行业的全方位的“爆发”。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不断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培育高素质的新农科人才，需要积极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不仅仅局限在传统农业科学内部，更要着眼于农业科学同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医学、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破除原有专业壁垒，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发与创新能力。在高素质新农科人才队伍中，既要有追踪科技前沿、发掘颠覆性技术的高层次战略前瞻人才，也要有更多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既要有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自主拔尖人才，也要有聚焦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致力于破解一系列“卡脖子”应用技术的人才。

　　其次，从生产资料的角度来看，涉农领域科技创新所带来的高技术含量生产资料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资料的性质、形态变革，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变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起步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工具的科技属性不仅是识别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识别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言“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当前，以数字化机械装备为代表的高科技生产工具正在被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大大削弱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限制。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生产工具的表现形态不断拓宽，数据平台、应用软件等非实体形态的生产工具也不断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

　　在社会分工体系作用下，劳动者凭借先进的生产工具，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劳动对象的空间范围和物理种类也相应获得了极大的拓展。例如，随着我国深远海水产养殖技术不断发展，借助智能化养殖平台，劳动者可以实时获取养殖水域环境的相关信息，从而打破自然环境的制约，深远海资源得以成为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其直接后果就是深远海产品供给不断增加，人类改造自然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张。对于劳动对象的物理种类而言，在数字技术不断突破的同时，凭借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超前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数据已经成为与土地、资本、技术相类比的重要生产要素，数字资源跃升为新的劳动对象，现代农业的生产边界不断拓展。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振兴事关粮食安全，国家正大力推进种业创新攻关、实施生物育种科技项目。生物育种技术在增加农作物产量、减少劳动力要素投入、减轻病虫害损失、降低化学药剂使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理，随着科技的突破，生物基因也跃升为新的劳动对象，甚至随着科学发展、智能化育种技术的突破，生物基因和数据资源两种劳动对象不断结合，劳动对象的形态也进一步拓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第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先进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这一概念具有相应的动态性和时代性特征。传统农业生产往往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和手工劳动，尽管可以利用人力、畜力和手工业工具，但是往往局限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封闭循环之中。工业革命兴起后，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将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化学能转化为动能，使机械可以完成各项移动式作业，实现了农业生产机械作业对手工劳动的替代。现代工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打破了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封闭循环圈，这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重要区分标志。在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来源实现了由农民劳动经验的积累总结，向科学技术不断突破、工业装备不断更新转变，劳动、土地等要素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这正是传统农业发展为现代农业的又一重要标志。因此，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科学技术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往往就体现了农业生产力相应的动态性和时代性特征。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的生产要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每一次科技革命背后，都是新技术、新要素和新产业对原有技术、要素和产业的替代升级，人类社会体系也不断被新技术和新产业所颠覆。工业革命兴起之后，机器生产逐渐替代手工劳动。以电气技术和内燃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农业机械产业发展，基于内燃机技术的农用拖拉机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当中。在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合成氨技术的突破使得人类可以大规模发展化肥工业，化肥不断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农作物产量获得极大提升。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大力推动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产业发展，各类有机合成农药产品不断问世，其高效、便捷的特性极大地降低了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对于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往往是相对于既有生产力而言的，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同时，基于人类社会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技术和工具装备各不相同，这一概念的时代性特征也极为突出。

　　第二，从生产力发展路径的角度而言，区别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具有可持续性特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路径属于要素驱动型，农产品产能提升背后的要素投入成本和生态环境代价高昂，尽管近年来农业发展方式有所改善，但是不可持续难题仍然突出。以化肥施用为例，根据国家发改委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相关统计，我国三大主粮生产的亩均化肥施用量由1992年的16.6千克增至2022年的25.61千克，30年亩均化肥施用量累计增幅达到54.28%。从国际化肥施用标准来看，全球公认的环境安全上限为每公顷耕地施肥225千克，即每亩施肥15千克。截至2024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仍然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环境安全上限标准。当然，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往往是农业生产力发展进步所必须经历的阶段之一，这是市场作用下的客观规律。仍以化肥施用为例，根据上述统计资料，1992—2002年我国化肥亩均施用量增幅为25.9%，但同期三大主粮亩均产量增幅仅为8.7%；而2002—2012年化肥亩均施用量增幅为11.1%，同期三大主粮亩均产量增幅达到25.97%；2012—2022年化肥亩均施用量增幅为10.29%，同期三大主粮亩均产量增幅为10.89%。可见，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路径对于产能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已经揭示了该发展路径往往面临不可持续问题。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路径，在后期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往往起到明显的负面作用，例如我国粮食生产中普遍存在氮元素肥料施用过量问题，已经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农业生产各类要素价格不断提升，农产品国际价格一旦走弱，我国农业发展则会面临产品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大田作物种植无利可图，市场挤出效应明显，农业保护政策成本高昂。

　　由于农业的自然性特征，对生产力发展路径的评价标准不能仅仅从经济效益出发，生态效益同样值得重视。以水土资源为例，我国的资源禀赋格局是“人多地少水更少”，人均耕地资源大约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人均水资源大约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截至2022年，我国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重高达63%于。在华北平原等地，由于农业灌溉大量消耗地下水，地下水超采诱发地面沉降、地面塌陷、海水倒灌、湿地干涸等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化肥施用普遍过量，耕地的土壤结构遭到破坏，营养元素加速流失，作物病虫害增加，土壤可持续利用水平下降，由此引发的面源污染还会对农村用水安全造成威胁，例如北方地下水硝酸盐污染问题极为严峻。从生态效益上来看，要素驱动型发展路径对资源环境产生明显的负外部性，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生态发展不可持续。为此，习近平强调，农业的发展要“从主要追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上述论断直接指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性特征。

　　第三，从创新驱动的角度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在于深化高新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摆脱传统要素驱动型的发展路径，离不开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科技创新是当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正是运用新兴产业的科技成果对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的过程。以无人机这一先进设备应用为例，随着我国无人机制造中的电池、合金材料、专用发动机、载荷与传感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无人机迅速而广泛地应用于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实践当中。近年来，无人机在农业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劳动者借助无人机，可以及时、高精度地监测作物种植环境，准确掌握农田土壤质量、作物生长情况和病虫害情况等信息，有助于精准施肥、精准用药，从而在推动农作物产量、质量提升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上述变化的关键在于高端装备制造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品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当中。

　　以种业科技创新为例，从国际前沿来看，全球种业已迈进“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化”的“4.0时代”，生命科学与数据科学结合愈发紧密，以基因编辑、细胞工程、合成生物等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融合，新一轮智能化种业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淤。因此，以生物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是我国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更是我国打赢种业振兴翻身仗的关键所在。

　　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路径

　　当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农业在国家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科技的革命性突破，为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质动能。培育和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对农业发展进行改造和提升的过程。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宜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坚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健全引导稀缺性资源向涉农科技项目领域倾斜配置的体制机制

　　由于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其担负的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等功能往往决定了涉农科技项目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仅依赖市场调节并不能带来资源最优配置，政府推动稀缺性资源向涉农科技项目领域倾斜配置势在必行，健全涉农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刻不容缓。

　　首先，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国家之间的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的竞争逐渐成为全球国际竞争的重点内容。在涉农领域，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不断应用到实践中，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往往具有时代性和战略性，能够对之前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制造带来颠覆性冲击，使之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淘汰，直接改变现有产业竞争格局。同时，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市场的过程中，也可以带来新的产业发展集群和产业链条升级。

　　其次，由政府组织引导不同领域的稀缺资源协同攻关较为迫切。涉农科技创新涵盖范围较广，涉及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涉及海洋渔业发展）等，也涉及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许多未来产业。农业科学同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医学等学科领域不断深度融合，涉农领域科技创新单靠某个部门、某个学科、某类企业无法完成，亟待公共政策干预。

　　最后，涉农领域科研项目事关国家安全。已经曝光的国内农业科技公司基于经济利益同境外间谍窃取我国稻种及制种技术的案件启示我们，部分涉农领域研究项目必须提升到统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新型举国体制的另一优势正是在于其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根本目标，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集中协调配置资源，集中各方力量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和协同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本质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的运行机制和组织模式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一方面作为科技创新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相应的自主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同其他研发组织合作，开展知识产权市场交易，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对于农业转型升级而言，涉农领域科技创新往往高度依赖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产学研融合更要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为基本前提。在农业产业发展实践中，取得最佳成效的往往是最适合当前要素禀赋结构、最能发挥当前比较优势的技术，这类技术并非一定是最先进的。因此，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和协同发展，是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对农业产业进行改造升级的关键。

　　首先，坚持发挥市场对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如前文所言，涉农领域的科技创新涉及多个学科、多个产业，而市场是引导各类创新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共同载体。企业的发展壮大可以增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发展的联动效应。以涉农机械装备制造为例，行业龙头企业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骨干力量，在市场竞争和合作中扮演领头羊角色，牵头组建创新集群和产业集群。因此，要积极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发挥其研发实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小企业往往具有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独特优势，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广大中小企业需求为导向，搭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公共服务平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其次，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各类要素流动共享，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速度。围绕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积极搭建其与技术研发组织的对接平台，建立涉农领域科技创新的合作体系和长效机制，打通技术创新与市场需要之间的“藩篱”。健全涉农技术市场服务体系，鼓励技术开发、转让等技术交易服务供给，缩短技术改进、产品研发到商品化、市场化的周期。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知识运用和保护的法治环境。

　　完善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现有生产关系一定会发生相应调整。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正是各类要素创新配置、分工结构优化组合、分配方式改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从生产环节来看，最直观的表现是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升，进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总是先验地假设要素总是能按照等边际生产率原理进行配置，从而达到市场均衡。但是，现实中资源错配的现象普遍存在，其原因是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因素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改进要素在不同生产者之间的配置状况，会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是用现代科技成果对农业发展进行改造和提升的过程，但是农业生产实践中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势必影响现代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速度。提高农村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是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

　　首先，进一步完善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产权的清晰界定和保护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先决条件，而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是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许多要素未能自由流动。以土地要素为例，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都面临建设用地指标短缺的制约，同时宅基地退出缺乏有效的市场化制度设计，实践探索中一直未能显著提高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为此，应积极改革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严格实施耕地保护的前提下，控制各类集体建设用地总量，调整各类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结构，淡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经营性、公益性和闲置宅基地的边界，打通集体建设用地存量之间用途转换的制度通道。

　　其次，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当前，积极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健全人口常住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向当地所有常住人口覆盖，积极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相应住房保障，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破除城市吸纳各类农业转移人口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尊重农村人口流动与产业要素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依法保障农村居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进一步完善农民各项财产性权利的实现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城乡融合背景下要素流动应是城乡双向互动。既要推动农村各类要素融入城市，也要积极提高农村产权结构的开放性，推动乡村有序向城市开放。

　　结束语

　　剖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同时结合农业产业特性和新时代实践要求。本文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进行讨论，围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个维度展开。高素质的新农科人才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涉农科技创新所带来的高技术含量生产资料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基础。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动态性、时代性、可持续性和应用性等主要特造升级的过程。为此，坚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健全引导稀缺性资源向涉农科技项目领域倾斜配置的体制机制。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和协同发展。完善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不断提升农村各类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水平。

　　当前，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理论进行指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理论根植于实践，其本质是实践客观规律的总结。我国的农业发展建立在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各地之间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因此，务必遵循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产业集聚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